他預言AI將毀滅人類，卻仍在全力建造它——Anthropic掌門人的矛盾與崛起

在矽谷，CEO通常會被形容為銷售天才、產品狂人，或者資本市場的操盤手。

但Anthropic一位主要投資人私下給Dario Amodei的評價是：他更像一個宗教領袖，而不是CEO。

Anthropic作為Claude背後的AI巨頭，估值逼近萬億美元，營收增長速度讓整個產業側目。可它的核心敘事，卻不是「我們要讓AI幫人類寫程式、做新藥、賺錢」，而是「我們必須防止自己正在創造的東西毀掉人類」。

一個相信末日風險的人，創辦了一家最接近AGI前沿的公司；一個不斷警告AI危險的人，正在把更強大的AI推向全球市場。

這就是Dario Amodei的悖論，也是Anthropic即將面對公開市場時最大的矛盾。

出走：一個「末日祭司團」的誕生

要理解Amodei今天的樣子，必須回到他在OpenAI的那些年。

2016年，這位擁有普林斯頓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的舊金山人加入OpenAI，擔任安全負責人。當時的OpenAI，在文化上崇尚開放——程式碼分享，研究公開，整個機構瀰漫著一種「讓AI造福人類」的明亮樂觀主義。

Amodei格格不入。

他從2018年開始推動一套在同事眼中近乎偏執的訊息管控體系：研究發佈前須經「資訊危害」審查，擔心某些成果一旦公開，會被對手直接利用。他在舊金山公寓裡用一台與外網完全隔離的電腦撰寫內部備忘錄，列印出來分發給同事，拒絕使用共用的Google文件。

2019年，他領導的安全團隊以GPT-3可能達到AGI水平為由，將微軟10億美元投資OpenAI的談判延後了數月。「安全團隊感覺像一個祭司團，」一位前OpenAI高管事後說。

與CEO Sam Altman、總裁Greg Brockman的衝突在此後持續升級。爭議的核心，從來不只是具體項目的領導權，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分歧：這家公司究竟是在造福人類，還是在製造一顆定時炸彈？

2020年底，Amodei帶著妹妹Daniela和另外五位同事，一起離開了OpenAI，創立Anthropic。

據一位當時與這支創始團隊頻繁接觸的人士透露，早期凝聚這群人的，是一種強烈的反OpenAI情緒——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是對Sam Altman的恐懼。「都是成年人在說，『這個人會帶來世界末日』，」這位人士說，「這最終成了一個極具凝聚力的戰鬥口號。」

Anthropic從誕生第一天起，就帶著一種矛盾的基因：它是為了讓AI更安全而創立的，卻必須在最激烈的AI軍備競賽中，不斷打造更強大的模型。

宗教式內核，火箭式增長

Anthropic內部，有一個詞被員工用來形容Amodei每兩週一次的全員會議——「Dario's Vision Quests」，願景探索。

在這些會議上，他會打開一份冗長的文件，就AI、政治、戰爭與社會的未來發表坦率看法。不是產品路線圖，不是季度目標，而是文明的走向。員工們將自己的工作描述為「文明史上一場千載難逢的機遇」。公司裡有內部哲學家，專門參與調整Claude的人格與價值觀。Claude本身擁有一部書面的「憲法」。

Anthropic看起來並不像一間軟件公司，更像一個圍繞末日風險和技術競賽組織起來的共同體。

而這個共同體，正以令整個產業震驚的速度變現。

Anthropic的核心突破來自Claude於複雜軟件工程、機器學習和網絡安全任務上的能力躍升。這推動公司在今年稍早於年化營收規模超車OpenAI。估值從創立時的不及5億美元暴漲至逼近9650億美元，三年增長超過200倍。

增長曲線上，卻佈滿了Amodei與自身原則之間的張力痕跡。

去年，研究人員發現Claude 4模型在協助開發生化武器方面表現出令人擔憂的能力。Anthropic為此開發了專門的AI過濾器，但這些過濾器運行成本高昂，且經常誤判正常對話。當財務團隊抱怨這正侵蝕模型利潤時，Amodei以安全為由，堅持保留。

但隨著競爭壓力加劇，讓步也在悄然發生。Anthropic今年初更新了其「負責任擴展政策」，撤回了此前「若無法確保風險緩解措施則不發佈模型」的承諾。首席科學官Jared Kaplan坦言，「在競爭對手全速前進時，我們不覺得做出單方面承諾是合理的。」

Amodei曾公開寫道，AI應用於賦能民主國家情報機構，以「從內部瓦解威權政權」。但Anthropic已經接受了卡塔爾和阿聯酋這兩個威權政府的投資。他在一則內部Slack訊息中寫道：「不幸的是，『不讓任何壞人從我們的成功中受益』是一個很難用來經營企業的原則。」

Anthropic還向Elon Musk的SpaceX支付每月逾10億美元的算力費——儘管Musk與Amodei在AI安全和慈善理念上多次公開交鋒。

矛盾並沒有消失。它只是被增長的速度，暫時壓住了。

IPO前夕：投資者的耐心正在被考驗

現在，窗口來了。

據The Information報導，Anthropic最快將於今年9月上市。Amodei將首次面對公開市場投資者的審視——那些在AI股票波動中蒙受損失的基金經理，那些需要在季報前向LP交代的機構買手，那些習慣以本益比和自由現金流定價的華爾街分析師。

他們看到的，是兩個Anthropic。

一個是增長機器：估值三年暴漲200倍，營收規模逼近半世紀老店甲骨文，員工數僅為後者3%，效率之高令人咋舌。

另一個是風險黑洞：由一位不願做「魅力攻勢」的創辦人掌舵，公開主張AI監管，不斷提醒市場自己所建技術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，還拒絕向川普政府提供「所有合法用途」的軍事授權，拒絕給予總統「獨裁者式」讚美。

一位曾與Anthropic會面的基金經理直言，他希望Amodei能「停止嚇唬所有人」。一位矽谷投資人在決定投資前，在筆記中寫下了他認為這筆投資最特殊的風險：他不確定Amodei是否真的在乎賺錢。

即使是那些將從上市大幅獲益的現有投資人，也私下抱怨Amodei推動AI監管的立場正損害公司和整個科技產業的利益。Marc Andreessen和David Sacks等與川普政府關係密切的創投人，指控Amodei推行「監管俘獲」，試圖藉限制開源AI來鞏固Anthropic市場地位。創投人Bill Gurley在一則簡訊中寫道：「這是我見過最激進的監管俘獲。」

知名創業家及投資人Eric Ries的判斷更為冷靜。他指出，Anthropic對昂貴晶片和資料中心的持續依賴，將賦予投資者巨大的話語權。「問題是：當股價下跌時，會發生什麼？」

末日預言者的悖論

AI研究員Nate Soares與Amodei相識逾十年，長期研究AI存在性風險。他共同撰寫了一本名為《若有人建成，所有人皆死》的書。他一直在監督一棟位於加州柏克萊的房子，裡面住著一群專門製作「AI末日」內容的社交媒體創作者。

他看著Amodei的崛起，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不安。

「需要某種特質的人，才能在接受這些論點的同時，仍然去創辦那間AI公司，」他說。

這句話，也許是對Dario Amodei最精確的註解。

他在2017年就站在華盛頓的講台上，警告AI系統將以人類無法監督、無法理解的速度運行。此後將近十年，他一直在全力加速這件事的到來——同時堅持認為，這是阻止它變得更糟的唯一方式。

這個邏輯自洽嗎？也許。危險嗎？肯定。

對即將買入Anthropic股票的投資人而言，他們需要做出的判斷，不只是這家公司能否持續成長，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——這個矛盾，到底是Anthropic最深的護城河，還是它最大的隱憂？